撰文|方廣锠（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2019嘉德春拍古籍部征得敦煌遺書南北朝梁天監(jiān)十六年（517）比丘惠諦寫《成實論》一卷，此卷寫經(jīng)可以確認為敦煌遺書中目前已知的第二件南朝寫經(jīng)（另一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此卷《成實論》，也是有拍賣以來，市場所見年代最早帶有題記的寫經(jīng)。

　　The Rare Books, Rubbing & Manuscripts Department has collected a volume of Satyasiddhi-Sāstra written by Buddhist monk Huidi in the 16th of Tianjian, Liang Dynasty (517 AC) for 2019 China Guardian Spring Auction. It is confirmed that this volume of sutra is the second transcribed Buddhism scripture found in Dunhuang legacies currently we know (the other one is collecte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lso, it is the earliest Buddhism sutra manuscript with notes seen in the market in the history of auction.

敦煌遺書《成實論》卷二

梁天監(jiān)十六年（517）比丘惠諦寫本 1卷附盒

訶梨跋摩 著  鳩摩羅什 譯

WRITTEN BY HARIVARMAN TRANSLATED BY KUMARAJIVA

SATYASIDDHI-SASTRA

Manuscript in 517

1 Scroll

25.9×649cm

　　敦煌遺書南北朝梁天監(jiān)十六年（517）比丘惠諦寫《成實論》一件，有墨欄，有劃界欄針孔?，F(xiàn)存13紙，長649厘米，高25.9厘米，共抄寫341行。首殘尾全。卷尾有尾題，有題記。題記共35字，分作三行：

　　梁天監(jiān)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比丘惠/諦敬造《誠實論經(jīng)》一部。以茲勝/業(yè)，奉福尊靈，早升仏地。/

　　該卷近代已修整，接出織錦護首與拖尾，殘破處有修裱。卷尾正面有“木齋/審定”朱印一方，背面有“木齋/真賞”朱印一方。

　　南北朝時期，有一些譯為中文的印度佛教經(jīng)論要典得到中國僧人的特別重視，出現(xiàn)一批以講習這些經(jīng)論為主的僧人，一般稱為“某某師”。如“俱舍師”主要講習《俱舍論》，“地論師”主要講習《十地經(jīng)論》，“涅槃師”主要講習《大般涅槃經(jīng)》。由于《成實論》是印度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發(fā)展時期的重要著作，內(nèi)容豐富，故一直被人們高度重視，也就出現(xiàn)以講習《成實論》為主的“成實師”?！独m(xù)高僧傳·道紀傳》記載了高僧道紀講習《成實論》的情況，稱他“門學業(yè)成，分部結(jié)眾”，弟子多，名氣大。據(jù)初步統(tǒng)計，不包括本號，敦煌遺書共保存《成實論》42號，其中絕大多數(shù)均為南北朝寫本，體現(xiàn)了南北朝《成實論》被重視的程度。

　　本遺書的價值，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成實論》因流傳廣泛，故古來傳本，分卷常有不同。計有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二十四卷本等多種。

　　本號首部殘缺，存經(jīng)文“別，依了義經(jīng)，不依不了義經(jīng)，是名凈法。非但隨經(jīng)”云云，屬于《成實論·三善品第六》的結(jié)尾。后有品題，作“眾法品第七”。尾部經(jīng)文作“若無論議，云何可解？以是等緣，故應造論?！睂儆凇冻蓪嵳摗ち⒄撈返谑返慕Y(jié)尾。后有尾題，作“誠（成）實論經(jīng)卷第二”。由此，本號的分卷與上述諸種分卷均不同，與敦煌遺書中的其他幾號異卷有相合之處，反映了《成實論》的又一種流傳形態(tài)，可以進一步研究。

　　更重要的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敦煌遺書《成實論》寫本，從卷一到卷八，均為俄藏小殘片，且其中恰好缺失卷二。本號長達6米多，且為目前所知，通過敦煌遺書保存下來的唯一一件《成實論》卷二。

　　二、據(jù)目前調(diào)查，敦煌遺書中共有南北朝寫經(jīng)約5200號上下，其中大部分為小殘片，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大英圖書館所藏為例，兩家圖書館所藏南北朝寫經(jīng)共有2784號，20厘米以下者1429號，1米以下者2046號。亦即這兩個單位收藏的南北朝寫經(jīng)中，1米以下寫經(jīng)的數(shù)量約占總量的73%強。其中篇幅較長的南北朝寫經(jīng)比較稀見。如中國、英國二家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北朝寫卷中，6米以上者共計321號，僅占兩家所藏南北朝寫經(jīng)總數(shù)的約11.5%。

　　目前我數(shù)據(jù)庫中著錄的6米以上南北朝敦煌遺書共426號，其中帶有題記（含題名、勘記）者，計有128號（其中個別題記為現(xiàn)代人偽造）。上述128號中，大部分屬于中、英兩家國家圖書館所藏，共有83號。當然，目前還有部分已調(diào)查但尚未輸入數(shù)據(jù)庫及尚未及調(diào)查者，但這部分遺書的數(shù)量不會很多，初步估計最多不會超過50號。

　　三、敦煌地處西北，當時屬于北朝，因此，現(xiàn)存南北朝寫卷中若有題記者，幾乎都是北朝紀年，有南朝紀年款的寥如晨星。而依據(jù)題記，本遺書為南朝梁所寫。南朝的寫經(jīng)，竟然保存在敦煌藏經(jīng)洞，亦可謂之異數(shù)。當然，當時雖然南北朝分裂，但人員交往依然頻繁，特別是佛教僧人，本來就有游方求道的傳統(tǒng)，就可能隨身把佛典帶到其他地方。如英國圖書館藏斯00524號《勝鬘經(jīng)疏》（擬）尾有題記，作“一校竟。/皝有。照法師疏。/延昌四年（515）五月廿三日，于京承明寺寫《勝鬘疏》一部。高昌客道人得受所供養(yǎng)許。/”該疏就是在西安書寫，然后由高昌僧人帶到敦煌的。故南方佛典傳到北方、傳到敦煌，雖然稀見，卻并不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

卷尾梁天監(jiān)十六年（517）題記

　　據(jù)我所知，日本書道博物館收藏有三件敦煌遺書，分別有“梁普通四年太歲卯四月正法無盡藏寫”、“梁普通四年（523）五月沙門凈覺供養(yǎng)受記”、“義熙六年（515）十月比丘明覺所寫/羯磨四卷訖供養(yǎng)/”之題記。由于沒有考察過原件，目前我對這三件遺書及其題記的真?zhèn)尾话l(fā)表意見。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00081號《大般涅槃經(jīng)》（北本）卷一一，卷尾有題記：“天監(jiān)五年（506）七月廿五日，佛弟子譙/良颙奉為 亡父于荊州竹林寺/敬造《大般涅槃經(jīng)》一部。愿七世/含識，速登法王無畏之地。比丘/僧倫龔、弘亮二人為營。/”該遺書經(jīng)我考察原件，確為南北朝寫經(jīng)，題記真實無誤?？梢宰鳛槟铣瘜懡?jīng)確實傳到敦煌的真憑實據(jù)。

　　考察本件，紙張及通卷風格均符合南北朝寫經(jīng)的特點。每紙有劃界欄針孔，也符合此類紙張南北朝寫經(jīng)的習慣。當然，最終確定它為南朝寫經(jīng)而非北朝寫經(jīng)，所依據(jù)者為卷末題記。我們知道，敦煌遺書流散以后，頗有人在真卷上偽造題記者。據(jù)我這些年追索，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北方活躍著一個敦煌遺書作偽集團，作偽手法頗為高超，所偽造題記的墨色，可以與原卷墨色惟妙惟肖。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作偽者總會露出種種破綻，讓我們今天能夠揪住并揭露。關(guān)于該集團及其作為的情況及實物，我將另文論述。

　　那么，這一件的題記是否可靠呢？

　　本號總計抄寫5708字。為了考察題記真?zhèn)?，我請人專門編制了一個計算機軟件，將這5708個字一一單獨切出。本號題記共有35個字，其中“十”字兩見，故實際共有34個字。這34個字，8個字僅見于題記，無從比對。其余26個字，出現(xiàn)頻率為10次以下（含10次）的14個；11次到20次的7個。其余5個字的出現(xiàn)頻率依次為：38次、43次、60次、67次、95次。采用計算機軟件將題記中的文字與原卷文字一一調(diào)出，加以比對，可以肯定題記與原卷經(jīng)文出于一人之手。如將本號與前面提到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00081號《大般涅槃經(jīng)》相比較，兩者風格基本一致。題記中“以茲勝業(yè)，奉福尊靈”之類熟語，亦多見于南北朝寫經(jīng)。

　　由此可以判定，該《成實論》乃南北朝時期在南朝梁所寫，不計前述書道博物館三件藏品，本件是我們現(xiàn)在可以確認為敦煌遺書中屬于南朝寫經(jīng)的第二件。由于某種我們現(xiàn)在不了解的原因，被人帶到敦煌，最終放進藏經(jīng)洞，為我們所見。這讓人不得不贊嘆因緣之不可思議。

　　至于卷末的兩枚李盛鐸印章，如我多次撰文指出的，在經(jīng)歷了百年歷史變遷以后，真真假假的李盛鐸印章鈐印在真真假假的敦煌遺書上。因此，現(xiàn)在鑒定敦煌遺書，李盛鐸印章已經(jīng)完全失去其價值，可以置而不論。

　　2019年4月5日初稿于南渡江畔

　　2019年4月1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