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心潔

　　王世襄先生在《蟋蟀譜集成》的《秋蟲六憶》一文中是這樣記述是此春拍的這件“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的，“我所見到的最早實物（蟋蟀罐）為明宣德時所制，乃腔壁較厚有高浮雕花紋的北式盆。”

　　In the article of Six Memories about Autumn Insects in his Collection of Crickets, Mr. Wang Shixiang describes this cricket box as “the earliest material object (cricket box) I have seen was made in Xuand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it’s a north style box with thicker wall and high relief pattern.”

 

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

罐身款識：大明宣德年造

蓋底款識：大明宣德年造

An extremely rare and important imperial “buddhist lion” cricket box

Xuande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0.4 cm high / 14 cm diam

來源：天津 黃紹斌先生舊藏

北京 李桐華先生舊藏

著錄: 《蟋蟀譜集成》頁325-326, 圖7-9;

 《京華憶往》頁46-48，圖7-9；

《中國文博名家畫傳 王世襄》頁167，圖119；

《明宣德官窯蟋蟀罐》頁74, 圖65-67。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這是中國最早的文獻(xiàn)《詩經(jīng)》對蟋蟀的記載。蟋蟀入秋而盛，入冬而消。王世襄先生（1914-2009）在《秋蟲六憶》中講到“只要稍稍透露一絲秋意-野草抽出將要結(jié)子的穗子，庭樹飄下尚未全黃的落葉，都會使人想起一別經(jīng)年的蛐蛐（蟋蟀的北京話稱呼）來。瞿瞿一叫，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終日，除非看見它，無法按捺下激動地心情。有一根無形的線，一頭系在蛐蛐翅膀上，一頭拴在我心上，那邊叫一聲，我這里跳一跳”。

　　在宋代之前，蟋蟀主要作為“鳴蟲”出現(xiàn)在古人的生活中。唐代天寶年間的宮人，將蟋蟀裝入金絲籠內(nèi)置于枕邊，在入夜后，人靜時，盡情欣賞它如泣如訴的鳴奏。至宋時，蟋蟀從演奏家變?yōu)榱硕肥?。南宋《西湖老人繁盛錄》記臨安之蟋蟀市場時謂：“（蟋蟀盛出時）鄉(xiāng)民爭捉入城售賣，斗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若生得大，更會斗，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天寒方休”。此時，斗蟲不僅在市井中流行，官僚貴族也癡迷于此道。《宋史》載，南宋宰相賈似道（1213-1275）在蒙古兵困襄陽城，王朝生死存亡之際，還在“與妻妾距地斗蟋蟀”。當(dāng)然，山河國破此為人禍，絕非小蟲之過，后世明君也深諳“斗蟲”之道。

 

圖一 明宣宗朱瞻基像

 

　　宣德皇帝朱瞻基（1398-1435）1425年繼位（圖一），1435年春病逝，年僅三十六歲。在明王朝兩百七十七年的歷史中，僅有短暫的九年零七個月。然則，這段時期卻為明王朝最輝煌的一段太平盛世，晚明史學(xué)家將此時期比作西漢的“文景之治”。關(guān)于宣德皇帝的文獻(xiàn)頗多，既有關(guān)于其軍政功績的溢美之詞，也有關(guān)于其“雅尚詞翰”、“精于繪事”之類高雅情趣的記載，另還有一條為：“酷好促織之戲”。明代嘉靖年間史學(xué)家王世貞（1526-1590）在《王弇州史料》中有述：“宣德九年七月，敕蘇州知府況鐘……今所進(jìn)促織（蟋蟀），數(shù)少又多有細(xì)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于末進(jìn)運(yùn)自要一千個……”。由此可知，在宣德時，蟋蟀已經(jīng)作為貢品由地方進(jìn)于御前，不夠個頭和數(shù)量時，宣德皇帝更會親下敕令。

　　在文獻(xiàn)記載之外，江西景德鎮(zhèn)明代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實物資料，也是宣德皇帝“酷愛促織之戲”的佐證。

　　1982年11月，景德鎮(zhèn)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鎮(zhèn)市珠山中路，原明代御器廠南院發(fā)現(xiàn)大量宣德官窯殘片，經(jīng)修復(fù)后，曾組合出一只淡青釉鼓形蟋蟀罐，蓋底與罐底均落“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六字雙行雙圈款。無獨(dú)有偶，1993年春，景德鎮(zhèn)考古所在現(xiàn)景德鎮(zhèn)中華路，原明代御器廠東門遺址發(fā)現(xiàn)一坑兩層宣德官窯殘片，經(jīng)復(fù)原后得知，全部為蟋蟀罐瓷片，共計11只（圖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華路出土的繪制龍紋的蟋蟀罐中，無論是云龍、行龍或是螭龍，均為五爪。按照明朝的官樣制度，唯有皇帝本人御用的器物上的龍紋才可繪制為五爪。由此可見，宣德皇帝“好促織之戲”之語所言不虛。

 

圖二 景德鎮(zhèn)中華路上層出土官窯青花蟋蟀罐

 

　　是此春拍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與景德鎮(zhèn)明代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官窯蟋蟀罐，器型特征相同。罐身皆為鼓形，玉璧形底，蓋面亦呈玉璧形。官窯蟋蟀罐的玉璧形蓋面分為兩種制式，一種蓋面與罐身口徑一致，另一種蓋面要略小于罐身口徑，蓋攏后玉璧內(nèi)環(huán)陷于玉璧外環(huán)及盆口之下。民國李大翀在纂輯的《蟋蟀譜》一書中，形象地將前者稱為“平蓋式”（圖三），后者稱為“坐蓋式”。劉新園先生（1937-2013）在《明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中談及這兩種式樣，認(rèn)為從實用角度上來講，因“平蓋式”開閉更為方便，要優(yōu)于“坐蓋式”，而從考古學(xué)的角度來看，“平蓋式”的年代也要略晚于“坐蓋式”，可以說是一種進(jìn)化。

 

圖三 日本戶栗美術(shù)館藏青花蟋蟀罐

 

　　“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的罐身及蓋面，細(xì)看之下共分為三層。最底為素地，其上再滿飾纏枝蓮紋，蓮紋之上再有五組動作神態(tài)均略不相同的“雙獅戲球”圖案，其中罐身四組，蓋面一組。獅紋肌肉處以減地來表現(xiàn)力度，以陰刻線表現(xiàn)獅身毛發(fā)，刀工細(xì)膩，活靈活現(xiàn)。（圖四）

 

圖四 本次拍品蓋面

 

　　本只蟋蟀罐的裝飾技法與裝飾工藝與永宣時期的漆器相同-在雕刻之前，罐身為素面，工匠根據(jù)提前繪制的“官樣”將紋飾外的澄泥剔除，做出高浮雕的三層紋飾。此時期的漆器紋飾，刀法深駿，邊線圓潤，活潑生動。明代黃成（1567-1572）撰寫的《髹飾錄》中寫道“宋元之制，藏鋒清楚，隱起圓滑，纖細(xì)精巧”，清代楊明的注解中說“自宋元至國朝（明初），皆用此法”。此段中描述的這種雕漆風(fēng)格即為此類。元代及明初的雕漆，裝飾題材為山水人物紋的，一般都飾以錦地，龍鳳紋、瑞獸紋的一般都是底為素地，其上花葉或云紋密布?？梢娙缫恢慌_北故宮博物院藏“明永樂 剔紅雙獅戲球圓盒”（圖五），盒上兩獅相向，爪挾繡球，球上陰刻方勝錦紋，左右飄素綢，“雙獅戲球”紋樣下為云紋，再下為素地?！懊餍?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與此圓盒上的紋飾和雕刻技法如出一轍，僅以纏枝花卉紋代替了云紋，與蟋蟀罐本身的用途相得益彰，代表了明代早期最高的工藝水平。

 

圖五 明永樂 剔紅雙獅戲球圖圓盒

圖六 本次拍品蓋底款識

圖七 本次拍品罐身款識

 

　　澄泥蟋蟀罐的底款一般在蓋內(nèi)，有工匠名稱如“萬禮張造”，吉慶話語如“永戰(zhàn)三秋”，閑款如“樂在其中”等。景德鎮(zhèn)明代御器廠出土的宣德官窯蟋蟀罐在罐底和蓋內(nèi)均書有青花年款（圖八）。是此拍賣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亦為雙款，一在蓋內(nèi)，一在罐身內(nèi)壁，均為陽文“大明宣德年造”方框豎款（圖六）（圖七）。此蟋蟀罐不似瓷質(zhì)產(chǎn)品，將款識落在罐身而非外底足處的原因，可能是擔(dān)心陽文款凸起會影響底足平穩(wěn)。此件澄泥蟋蟀罐的款識筆法與宣德官窯及官款漆器款識一致，必為皇家訂制產(chǎn)品。

　　蟋蟀罐依尺寸與用途分為三類，一為養(yǎng)罐，二為提罐，三為斗罐。斗罐尺寸最大，依日本出光美術(shù)館藏一例“明嘉靖 青花嬰戲紋罐”上的童子斗蟋蟀紋樣可見大略（圖九）。清代乾隆時期朱從延輯著的《王孫監(jiān) 盆柵名式》有載“初用絕大蟲盆，名斗盆”，即為此類。從實用性上考慮，斗盆尺寸較大也是為了給“蟋蟀將軍”足夠面積的戰(zhàn)場。提罐最小，因是古時都是將蟋蟀從家中帶去好友相聚處斗法，為便捷所以為之。尺寸居中的即為養(yǎng)罐。斗罐與養(yǎng)罐內(nèi)底均打成細(xì)沙地，這樣盆底既不會太光滑致使蟋蟀抓地不牢，又不會因太粗糙，傷了它的腿足和鼓腹。是此拍賣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應(yīng)為大尺寸的養(yǎng)罐或小尺寸的斗罐。

 

圖八 景德鎮(zhèn)中華路出土官窯青花蟋蟀罐 款識

圖九 日本出光美術(shù)館藏 明嘉靖 青花嬰戲紋罐

 

　　是此春拍的“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近年來凡論述蟋蟀罐的文章中均有引用，而最早將其錄入書中的，則是聞名遐邇的北京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學(xué)識淵博，對文物研究與鑒定有精深的造詣。王世襄先生家室顯赫，父親王繼曾（1882-？）曾任中華民國駐墨西哥、古巴公使及國務(wù)院秘書長，伯祖為光緒丁丑年狀元王仁堪（1848-1893），梁啟超（1873-1929）為其門生。母親金章(1884-1939)善畫魚藻，亦出生在書香門第，其兄為民國時期著名畫家金城（1878-1926）。王世襄先生父母的同窗或同袍，皆為民國時的名人，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1881-1955）、民國初年的內(nèi)務(wù)總長朱啟鈐（1872-1964）。殷實的家境讓王世襄先生在年少時期，得以肆意發(fā)展個人愛好，如斗蟋蟀、養(yǎng)鴿、架鷹等，書香世家的背景更讓王世襄先生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礎(chǔ)。在《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等專業(yè)著作蜚聲海外后，王世襄先生用研究藝術(shù)品的方法，將年少時的愛好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整理，并寫出了《說葫蘆》、《明代鴿經(jīng) 清代鴿譜》、《蟋蟀譜集成》等書，為中國傳統(tǒng)民間游藝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在《蟋蟀譜集成》的《秋蟲六憶》一文中是這樣記述是此春拍的這件“明宣德 御制澄泥獅紋蟋蟀罐”的，“我所見到的最早實物（蟋蟀罐）為明宣德時所制，乃腔壁較厚有高浮雕花紋的北式盆?！尥ǜ?1厘米，徑14.5厘米，桐華先生舊藏，現(xiàn)在天津黃紹斌先生處”。王世襄先生與桐華先生相識于1932年的“斗局”，后因互贈收藏的蟋蟀罐成至交，四十余年間，只要兩人在京，秋日必互相問候并觀賞所得之蟲?！肚锵x六憶》這篇散文，很多知識點(diǎn)也是來源于當(dāng)年兩人談天時，桐華先生的口述。在此文末，王世襄先生寫道“編輯《蟋蟀譜集成》，更使我懷念桐華先生。他如果健在，集成一定可以編寫的更好些，《六憶》也可以寫的更充實一些，生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