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宋皓
遙想1860年江寧府的戰(zhàn)火,誰能想到在茹古樓的烈火中消逝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十二卷宋刻宋拓孤本,竟然會在2018年的秋季再次重現(xiàn)世間。這件被黃丕烈贊為“稀世之寶”的宋石刻本,竟然能歷經(jīng)劫難幸存于世,讓人不禁贊嘆上天有好生之德,這歷經(jīng)千年的寶物,冥冥中確有神靈在護(hù)佑!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e 12 volumes of sole rubbing that had disappeared in the fire of Rugu Pavilion due to the war broke out in Jiangning in 1860 still exists? After more than 150 years, the rubbing engraved and rubbed in Song Dynasty that was called “rare treasure” by Huang Pilie will present itself in the autumn of 2018. The solely existing rubbing is able to survive countless disasters. We can’t help but to admire that the heaven has the virtue of cherishing life. Perhaps divinities are blessing and protecting the thousand-year-old treasure somewhere!
(宋)薛尚功 編 黃丕烈 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刻宋拓本
1箱6冊附啟功舊藏石印本1冊 紙本
EDITTED BY XUE SHANGGONG, FORMER COLLECTION OF HUANG PILI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BEFORE SONG DYNASTY
Engraved and Rubbed in Song Dynasty
6 Volumes with 1 Volume Paper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BEFORE SONG DYNASTY
29.7×4.5cm.115/8×53/4in.
2018嘉德古籍隆重奉獻(xiàn)今季最重要的拍品——黃丕烈題跋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期錢塘人薛尚功撰寫的金石學(xué)著作。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江州郡守林師說命人將書籍刻石二十四片置于江州公庫,由此,便有了宋拓石刻本流傳于世。因石刻拓本存世極為稀少,明代時《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宋拓本已不見于書目記載。鑒于此書石刻宋拓本之珍稀難得,黃丕烈在得到十二卷本時在卷尾珍重題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
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的身世極為傳奇,自明以來先后歸藏于晚明羅氏、常熟歸氏、陶珠琳五柳居、黃丕烈士禮居、汪士鐘藝蕓書舍、程文榮茹古樓。最終,在1860年燒毀茹古樓的江寧戰(zhàn)火中,十二卷宋拓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失去了蹤影,從此沉寂150余年。
關(guān)于石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最早的記錄見于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鐘鼎彝器款識帖》二十卷,定江僉幕錢唐薛尚功編次,并釋。起于夏,而盡于漢。……紹興十四年(1144)甲子六月,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石以片計者,二十有四?!鹗`,則此帖為備?!?宋亡以后法帖的刻石不存,有“入元?dú)б岳鬯敝f。
查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未見有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僅見明萬歷十六年萬岳山人刻朱印本、明崇禎六年朱謀垔刻本、清嘉慶二年阮元刻本,以及若干明清抄本。
關(guān)于兩部明刻本的刊刻緣起,有一點(diǎn)值得注意。萬岳山人序言中說:“《款識》一集,有鈔本無刻本。予深憫其傳之不博也?!敝熘\垔在序言中說:“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韻》七卷。韻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秘藏?!庇蓛扇藬⑹隹芍?,萬岳山人和朱謀垔在刊刻此書時都是依據(jù)抄本,并不知道還有宋拓石刻本傳世。
關(guān)于《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黃丕烈于嘉慶十八年(1813)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康熙九年黃公禾抄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上有題跋,此段題跋在《蕘圃藏書題識》中有著錄。
“此敘用楊氏虛白堂所藏朱印本校,已多訛謬,然其本不知從何出,釋文節(jié)落為多,想所摹款識,無可信矣。此書自以宋刻為最佳,精鈔次之,明刻有二,一為朱印本,此陸刻是也。一為墨印本,余所收朱刻是也。在明刻本,朱又勝陸矣。余故校朱本于此鈔本上,而陸本之不如各本,已遜此鈔本,又何論朱本耶?后之讀是書者,宜知之。癸酉十月十日,蕘翁識。”
黃丕烈認(rèn)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以宋刻本為最佳。在兩種明刻本中,朱謀垔刻本要遠(yuǎn)勝萬岳山人所刻朱印本。同時,黃丕烈記錄了自己新得到十二卷宋石刻拓本的情況:
“……昨歲得石刻殘本,取校此本獨(dú)勝。急覓朱本一對,無有也?!嗖厥虤埍?,少一至六,又十七、十八共八卷,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jù),因志原委如右。復(fù)翁記?!?/P>
結(jié)合上述黃跋推測,黃丕烈大概是在嘉慶十七年(1812)的年初得到此十二卷宋拓本的。他于壬申(1812年)除夕前六日在拓本二十卷卷尾題跋: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fù)翁。
從黃丕烈題跋、拓本鈐印以及藝蕓書舍的木匣可推知,此本經(jīng)歸朝煦、陶珠琳五柳居之后到了黃丕烈士禮居,之后歸藏汪士鐘藝蕓書舍。再之后的去向,則要從各家的題跋中去尋覓蹤跡。
國家圖書館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清阮元刻本,有朱善旗校并跋,作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二月十九日。
在這段題跋中,朱善旗記錄了同郡程文榮收藏有黃丕烈舊藏的六冊十二卷宋石刻江州公庫本。程文榮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三月攜法帖的第十九、二十兩卷拓本(即第六冊)到京城,朱善旗借觀,將十二卷拓本的源流及黃氏題跋記錄在阮元刻本之首,并將宋拓本二十卷卷尾的十行題名補(bǔ)錄在阮刻本之尾。并鈐“朱善旗借觀記”朱文印于拓本二十卷卷尾。
在朱善旗借觀題跋的同時,葉志詵(清代學(xué)者、藏書家)也在京城,此兩卷拓本也曾經(jīng)過葉志詵之手,并于道光戊申(1848)春三月朔日題跋于此部宋拓本二十卷卷尾。
揚(yáng)州圖書館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明朱謀垔刻本上有王憲成、朱善旗題跋,朱善旗題跋作于清咸豐三年(1853)癸丑春暮既望。此時,太平軍已經(jīng)攻陷江寧,身為江寧府北捕通判負(fù)責(zé)守城的程文榮已經(jīng)遇難殉節(jié)。朱善旗題跋時還不知道這個慘烈的消息。他在跋文中擔(dān)心“惟金陵尚未收復(fù),不知蘭川與石本如何下落,為之遠(yuǎn)想慨然?!?/P>
茹古樓在程文榮殉節(jié)后于咸豐十年(1860)毀于太平軍戰(zhàn)火,此十二卷拓本就此沉寂,不知所終。
進(jìn)入二十世紀(jì),在民國以來多家金石學(xué)著錄中,都有關(guān)于宋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記載。但是涉及到黃丕烈舊藏十二卷本時,卻未有一人親眼得見。關(guān)于黃丕烈藏宋拓十二卷本的描述,每一筆記載都像是講述一個傳奇故事,始終無人得見石刻拓本的廬山真面目。
1929年9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整理北京午門城樓的明清內(nèi)閣大庫檔案時,在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的三葉殘片,之后又購得十六葉。這十九葉殘紙的內(nèi)容,屬于十三、十四兩卷。史語所的徐中舒先生先后撰寫了《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兩篇跋文。史語所之后又將殘紙和跋文集合起來,用珂羅版精印一百冊傳世,由此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再次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注意。
徐中舒指出,《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墨拓本在明代已難得完本,石刻拓本之珍稀由此可見。他在跋文中將嘉道以來見于著錄的石刻拓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首次匯集列表。
1、歸朝煦藏石本——見玉海堂本孫星衍序。
2、黃蕘圃藏殘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見蕘圃藏書題識。
3、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4、吳大澄藏宋拓殘石本——見前塵夢影錄江標(biāo)注。
5、朱為弼得高氏清吟堂舊藏漢器武安侯鈁以下數(shù)種——見石廬金石志。
6、林鈞藏宋刊殘本十七,十八兩冊——見石廬金石志。
由于徐中舒所列舉的六項墨拓本,他本人于其中的每一項都未能親眼得見。所以關(guān)于此6項的列舉其實是有重復(fù)。其中第1、2、3項實為一種,即嘉德秋拍黃丕烈舊藏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六冊十二卷本。
第4、5兩項實為一種,此宋拓殘本今存上海圖書館,僅存法帖二十八葉。
第6項林鈞所藏宋刊殘本十七卷、十八卷兩冊,實際原為一冊,后被拆分為二,今分藏于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和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所圖書館。
容庚先生在1933年發(fā)表的《宋代吉金書籍述評之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述評》一文,談到薛尚功書石刻拓本在明代已少流傳。其石刻本流傳者,“如黃丕烈藏十二卷(缺一至六及十七、十八共八卷),見于《蕘圃藏書題識》;翁方綱見第十八卷殘拓本”,他都未能得見。
社科院考古所王世民先生于1989年發(fā)表文章《記所見薛氏鐘鼎款識原石宋拓殘本》,詳細(xì)敘述了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社科院考古所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三家館藏的四種《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并詳細(xì)介紹了各本所錄的金石學(xué)內(nèi)容。可惜的是,王世民先生對于黃丕烈藏十二卷本依然是未能得見,只能一筆帶過。
根據(jù)徐中舒、容庚、王世民三位學(xué)者的嚴(yán)格考據(jù)歸納整理,可以確定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目前存世可見的僅有五種:
嘉德秋拍本,
1.黃丕烈舊藏宋拓孤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六冊十二卷本;
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兩種:
2.《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19葉,內(nèi)閣大庫本);
3.林鈞、袁寒云舊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十七卷殘本》一冊;
社科院考古所圖書館藏一種:
4.林鈞舊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十八卷殘本》一冊;
上海圖書館藏一種,
5.吳大澂舊藏《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一冊(28葉)
如果能夠?qū)⒅醒性簣D書館十七卷本和社科院考古所十八卷本復(fù)合為一冊,加上嘉德本的六冊十二卷,那么這套宋刻宋拓孤本從第七卷至二十卷便是完整,僅缺卷一至卷六的三冊。近百余年的學(xué)術(shù)謎案,也就此終于可以厘清。
遙想1860年江寧府的戰(zhàn)火,誰能想到在茹古樓的烈火中消逝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十二卷宋拓石刻孤本,竟然會在2018 年的秋季再次重現(xiàn)世間。這件被黃丕烈贊為“稀世之寶”的宋石刻本,竟然能歷經(jīng)劫難幸存于世,讓人不禁贊嘆上天有好生之德,這歷經(jīng)千年的寶物,冥冥中確有神靈在護(hù)佑!